過去幾年，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使用了約談、督查等行政手段、法律手段，解決了長期以來欠下的歷史舊賬。接下來，需要從激勵機制、動力機制著手，解決環保背后的深層次問題，把環保和經濟需求結合起來。

五年時間，北京的PM2.5平均濃度下降35.6%，其背后是一系列高代價甚至爭議性的措施，包括政府對工業污染的大刀闊斧式治理。

這一目標下，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改善空氣質量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、監管執法尺度之嚴前所未有。2017年，北京交出了PM2.5平均濃度58微克/立方米的成績單。

環保浪潮下，或者黯然離場，或者順勢而上，企業主演繹著一出出生死沉浮的故事。

523個銹跡斑斑、形態各異的燃煤鍋爐矗立在邢臺市中心的一塊空地上，其間雜草搖曳，統一的褪色標簽顯示著它們過去供給能量的對象，有敬老院、鄉鎮澡堂，也有化工廠、建材廠。

燃煤污染是造成河北大氣污染嚴重的重要原因。河北省要求，2017年10月底前，各市城鄉接合部和縣城全部淘汰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。邢臺市提前四個月完成了全市2384臺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取締工作。新的問題是，鍋爐數量太多，環保部門很難找到可以長期堆放的地點。

和10蒸噸以下的燃煤鍋爐一樣，大部分依賴小燃煤鍋爐維持運轉的“散亂污”企業也將成為歷史。所謂“散亂污”企業，大多數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當地產業布局規劃，污染物排放很難達標，有的甚至沒有土地、環保、工商、質監等手續。

隨著“大氣十條”收官之年的逼近，加之重污染天氣頻現，2017年4月，原環境保護部從全國抽調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，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“2+26”城市開展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。“2+26”城市是指北京、天津及河北、山西、山東、河南等省的多個城市。

三個月后，通報顯示，督查涉及的3.2萬家企業中，存在環境違法問題的達到64%以上，尤其是“散亂污”企業問題、治污設施不完善等違法問題數量突出。監管部門表示，9月底，不能進行升級改造的企業一律要進行取締關閉。到了冬季如果發現這類問題，不但要嚴格處理企業，還要追責地方政府。

環境政策放寬了？

對這些觀望者而言，2018年下半年似乎傳來了一些“好消息”。有自媒體發表文章稱，中國正在放松治理污染的力度，以刺激經濟增長。如2018年9月出臺的針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8年-2019年秋冬季大氣污染治理的行動方案要求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PM2.5平均濃度同比下降3%左右，遠遠低于去年計劃中“至少15%”的下降幅度目標。

10月31日，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回應了治污力度放寬的說法。他指出，下降3%的目標是經過專家、地方等有關方面反復研究的，是根據目前的產業結構、能源結構以及空氣質量改善的進程而確定的。“實現這個目標，壓力還是非常大的，任務也是非常艱巨的，認為今年這個目標設定降低了大氣污染防治力度，是對方案的誤讀。”

劉友賓說,去年PM2.5同比下降25%，“天幫忙”因素占三分之一左右，影響PM2.5濃度下降幅度在8.5%左右。今年，在正常氣象條件下，要保證空氣質量同比不惡化，首先要通過“人努力”抵消去年“天幫忙”的下降比例，再加上今年秋冬季空氣質量改善目標3%，實際上，今年空氣質量改善任務為11%以上。

此外，根據國家氣候中心預測，今年12月至明年2月，京津冀、汾渭平原的大氣擴散條件與上年同期相比明顯偏差。綜上來看，完成今年秋冬季空氣質量改善目標3%任務相當艱巨，大氣污染防治力度依然會很大。

掙扎和改變

碳素產品是鋼鐵生產所需的重要耗材之一。

來自南方的商人們忽略了一個影響生產的重要因素：2017年的秋冬季環境治理攻堅方案明確要求“2+26”城市、多行業自當年11月15日起全面開始執行采暖季“停工令”。

今年情況有了轉變。秋冬大氣污染治理攻堅行動方案明確指出，針對鋼鐵、建材、焦化、鑄造、有色、化工等高排放行業，取消統一的限停產比例，由各地制定錯峰生產時間，嚴禁采取“一刀切”方式。

今年秋冬季，多地對鋼鐵、建材、焦化、鑄造、化工等高排放行業實施了差異化錯峰生產。所謂差異化錯峰生產，是指對不同行業特點、地域特征、環保處理能力的企業實行不同程度的限產。保爾森基金會(美國)北京代表處執行主任莫爭春認為，“一刀切”是一個臨時性的行政命令，短期內對改善空氣質量行之有效，但這種效果是不可持續的，中央政府的改變正是意識到了“一刀切”非長久之計。

環境保護稅與其他環境保護的法律和規章有所區別，其實這是一種有彈性的“價格機制”，排污者可以在“多排污、多納稅”和“少排污、少納稅”之間進行選擇，李志青說，事實上，正是這樣一種機制，可以激勵排污企業開展各種環保的技術改造以及生產的轉型。

應該說，環境保護稅的初衷是給排污企業一個選擇的空間，只要稅制設置合理，可以促進企業轉向相應的綠色生產和經營。